由美国的“新清史”研究引发的感想
定宜庄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在中国学术界 ,对于何炳棣先生在史学研究诸方面的贡献 ,有着颇多评价和赞誉 。就清朝史的研究来 说 ,他的治学给予我有两点启示 :一是他在选题上对研究第一等题目的强调 。他援引数学大师林家翘的话 说“: 要紧的是不管搞哪一行,千万不要做第二等的题目。”(何炳棣《: 读史阅世六十年》,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005年,第104页) 一是他对清朝历史具有的既宏大又精深的眼光。这些既体现在他1965年发表的《清 朝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中对清朝历史地位所作的高屋建瓴的评价 ,以及此前一年 (1964 年) 有关八旗 制度的精辟论断 ,也反映在 1998 年他为回应罗友枝 ( Evelyn Rawski) 教授而写的《有关汉化问题的再思 考:对罗斯基“再观清代”一文的回应》(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s Reenvisioning the Qing,Journalof AsianStudies,1998,Vol.57,No.1,pp.123 155) 长文中。在这篇文章中,何先生对历代少数民族政权进入中原后必爭「正统的做法,有着系统而雄辩的论述 。
何先生这篇雄文是针对罗友枝教授1996年在全美亚洲年会的讲演《再观清代: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 意义》(Reenvisioning the Q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Qing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 1996 , Vol. 55 , No. 4 , pp. 829 850) 而作的。这两篇文章在美国的中国学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辩。这场论 辩 ,激起清史学家对清朝统治中究竟是否存在满洲因素 ,以及满洲因素的存在有何意义等一系列议题的兴 趣 ,其直接结果 ,是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中出现了所谓的“新清史”(New Qing History) ,并成为近年来美国 中国学最重要的研究趋势之一。这倒真应了何先生强调要研究第一等题目的宗旨。
一场争辩 ,最终的谁是谁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因此引起的思考和对学术的推动 。这场争辩能产生如 此深远的影响 ,开拓出如此广阔的一片学术天地 ,亦可见其非同寻常的意义了 。十年前这场争辩开始时我 正在美国加州访学 ,从那时起 ,我对从这场争辩引起的讨论和研究的进展便一直在密切地关注 。这里我想 谈的是多年来我对这个问题因关注而产生的一些感想 。须说明的是 ,我的感想既不代表争辩双方的任何 观点 ,我的论述也无关争辩双方的任何是非 。
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最大功绩之一 ,是国家的统一和疆域的巩固 ,这早为学界公认 ,事实上当然也毫 无疑义 。但问题在于 ,仅仅停留在阐述和反复强调这个事实存在的层面上 ,还不能算作是真正的学术研 究 。我国的清史学界多年来却竟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反而是美国学界通过何先生与罗友枝的这场辩论 及其以后的不断探索 ,才使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思考较前深入了相当大的一步 。
实现了“大一统”的清王朝 ,疆域已不仅限于传统概念上的中原 ,既然纳入清朝版图的 ,还有原属于喀 尔喀 、厄鲁特 、青海等蒙古诸部以及西藏和回部等各民族居住和生活的地区 ,这就意味着 ,以往那种以汉族 统治区域为圆心 、其他地区都是由此延伸出去的“边远”(或谓“边缘”) 的传统观念 ,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改 变。我们通常所称的中原 ,以及生活在中原的汉族居民 ,此时已经不过是清朝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中的一 个组成部分而已。如果承认这个大前提 ,那么进一步的问题便是 ,清朝统治者是否仍然遵循以往封建王朝 的统治模式 ,是站在“中原”这个中心向外 ,亦即向着那些“边远地区”行使权力的呢 ? 抑或是中原汉地本 身 ,也不过是他们行使统治权力的领地之一 ? 这二者当然具有本质的不同 。如果是前者 ,中原与边疆这样 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 ,就可以看作是主从关系 ,如果是后者 ,那就无所谓哪个是边缘 ,哪个是中心 ,也就是 变成并列关系了 。这还可以再进一步说 ,那就是如果站在蒙古诸部或者西藏和回部 (以今天的维吾尔族为 主) 的角度 ,他们是不是也可以将自己视为中心 ,而将中原汉地视为“边远”呢 ? (为了不引起歧义 ,我还要 说明的是 ,我这里所谓的“中心”是与“边缘”相对而言的学术概念 ,而不是指一个政权的统治中心 ,因为在 这诸多“中心”之上还有一个确实的统治中心 ,那就是清朝中央政权) 他们既然与汉族一样 ,也有着悠久的 历史 、灿烂的文明 ,在他们居住的特定地区 ,他们为什么就不可以是中心呢 ? 而位于这众多并列的民族之 上的清朝统治者 ,又是以什么方式对它们实行统治和管理的呢 ?
这 就 是“ 新 清 史 ”探 讨 清 朝 统 治 问 题 的 出 发 点 。 他 们 认 为 清 朝 能 够 成 功 地 将 如 此 众 多 的 民 族 、文 化 统 一在一个政权之内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是满族统治者的“非汉因素”,是他们与东北 、西北诸族在血缘 、文化 上的联系 ,以及这些民族对满洲而非汉族存在的那种认同 。因此 ,强调清朝统治与历代汉族王朝的区别 、 强调清朝统治中的满洲因素 ,便成为形成“新清史”的两个主要特征之一 。而多年来已经习惯将汉族视为 中国历史中心的学者 ,对此则提出强烈质疑 。他们认为满族之所以能够统治中国长达近 300 年 ,主要原因 就 是 他 们 接 受 了 汉 族 的 统 治 方 式 。 何 炳 棣 先 生 所 持 的 就 是 这 一 观 点 , 他 准 确 地 以“ 儒 化 ”来 代 替 通 常 使 用 的“汉化”一词 ,认为历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 ,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就是要争“正统”,亦即争夺统治的合法 性 ,满族建立的清朝也不例外 。也正因为他们具有了这种统治的合法性 ,才能够在汉地立足 ,并为进一步 的开疆拓土打下基础 。
再没有人能把争“正统”这一问题 ,阐述得比何炳棣先生更清晰 、更透彻也更雄辩的了 ,但上面提到的 问题却仍然存在着 ,那就是无论清朝统治者在中原地区被“儒化”到了何种程度 ,他们以“儒化”的方式统治 中原达到了如何的成功 ,但是 ,他们是否把这种“儒化”带到了西北 、东北以至于西藏等广大非汉地区呢 ? 他们在那些地区是否就是以一个汉族中央王朝君主的形象出现的 ? 他们是否是以儒家的那一套政治理 念 、统 治 方 式 来 对 少 数 民 族 地 区 实 现 了 所 谓 的 “ 大 一 统 ” , 或 者 他 们 对 那 些 地 区 采 取 的 确 实 是 另 一 种 统 治 方 式 ? 我相信没有哪个学者 ,敢于轻易地对此作出否定或肯定的论断 。说到底 ,汉地有汉地的“正统”,少数 民族地区也有少数民族地区的“正统”,统治合法性的问题在汉地存在 ,在其他地区也同样存在 。所以 ,清 王朝在征服诸少数民族地区时并不以“儒化”的形象出现 ,反而更便于赢得汉地之外的统治合法性 ,而这才 是清朝能够统治中国达近 300 年之久的关键 。
这里便涉及清朝统治的一个根本性的 、也是所有治清史的学者都不能不关心的问题 ,即究竟什么是让 清朝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得以统治如此长久的原因。问题还不止于此 ,正如 Waley-Cohen 指出 的那样 :
我们必须将满洲以及清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性 ,予以比以往更多更严肃的关注 。应该将此作 为新清史研究的中心目标 。因为它的意义不仅作用到中国和其他横跨中亚和中亚以外各帝国的形 成 ,而且也影响到我们对皇权 、帝国语境 ,以及向现代转化等更普遍的诸多难题的理解 。(转引自 Mark. Elliott : Manchu Studie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 Past , Present , and Future for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 Frontiers of East Asian Studies , Gakushuin University , To Kyo , 未刊稿)
如此重大的 、具根本性的问题 ,凭借一朝一夕之功 ,靠一两个学者的努力 ,当然是无法得到完满答案 的 。而“新清史”学者尤其痛切感受到的是 ,对于这些清朝新征服的少数民族地区 ,对于这些被“大一统”统 进中国的新臣民 ,他们如何记录 、如何看待清朝的统治 ,仅仅凭借由汉人记载的汉文史实是远远不够的 ,非 要从他们用自己的文献中才能得到较为真实和客观的答案 ,而他们的文献大多数采用的是他们自己的文 字 。何况清朝统治者与他们来往的官方档案文书 ,直到清朝中叶甚至以后 ,也多用满文书写 ,所以“新清 史”的学者特别强调对于满文 、蒙古文和藏文等少数民族史料的运用 ,这构成“新清史”的第二个主要特征 。 与此构成鲜明对比的是 ,我国热衷于谈论“大一统”的很多学者 ,迄今仍未自觉到这一点 ,更遑论使用这些 文 献 并 使 研 究 有 所 突 破 了 。 有 关“ 大 一 统 ”的 讨 论 流 于 表 面 , 这 也 是 重 要 的 原 因 之 一 。
美 国 学 界 提 出 的 “ 新 清 史 ” , 从 开 始 形 成 迄 今 已 近 十 年 , 他 们 提 出 的 问 题 不 可 谓 不 深 刻 、不 宏 大 , 更 不 可 谓无意义 。但令人深感遗憾的是 ,这个在美国学界备受关注的议题 ,在本应更切身 、更受重视的中国清史 学界 ,虽然也有过几篇报道问世 ,却几乎未引起任何认真的探讨与回应 。其突出表现 ,就是清史学界对于
“ 大 一 统 ”的 阐 述 数 量 越 来 越 多 、口 气 越 来 越 硬 、调 子 越 来 越 高 , 在 实 质 性 的 问 题 上 却 难 以 深 入 、难 有 突 破 。 如果说对美国学界的这些说法持不同意见 ,却未见有如何炳棣先生那样严肃认真的 、高水平的反驳 ,如果 对美国学界的讨论不屑一顾 ,那么 ,对于如此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尚且不屑一顾 ,还有什么是更值得关注 的呢 ?
作此小文 ,以待方家批判 。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01-06
2010-01-05
文化的年代
文化史可能是過去二十年歷史研究最熱門的關鍵詞。最近看到兩本新書，一本是Stephen Greenblatt領銜的Cultural Mobility: A Manifesto（文化流動宣言）；一本是Peter Burke的Cultural Hybridity（文化混雜）。
Peter Burke在台灣可見的中譯本很多，也許是最多的，算是相當知名的歷史學者。他最大的長處，是有綜合性的能力，文筆簡練。在幾本介紹研究趨勢的書中，都能扼要掌握各家學派的重點及其精彩之處。Stephen Greenblatt在台灣的譯作較少，不過文學批評的學生大概不會不知道這個人，一來他是新歷史主義的旗手，對二十世紀文學與文化研究影響重大，更重要的是他接下了M. H. Abrams的位子，擔任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的主編。
Peter Burke與Stephen Greenblatt有一共通處，就是都是以研究文藝復興起家的。而今他們一前一後推出新書，都聚焦於文化問題，應該也不是偶然。Cultural Mobility讓人想起風行的社會學概念：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Cultural Hybridity則是晚近文化研究中另一個熱門議題。他們兩人以歷史學與文學批評，會端出什麼新東西，頗讓人好奇。希望能早日看到這兩本書。
2010-01-04
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
Emperor Qianlong: Son of Heaven, Man of the World
Mark Elliott
This new entry in the Longman Library of World Biography series offers an intimate and provocative account of the Manchu emperor Qianlong (1711-1799), one of the world’s great empire-builders, who helped build the founda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nation.
During the 64 years of Qianlong’s rule, China’s population more than doubled, its territory increased by one-third, its cities flourished, and its manufactures — tea, silk, porcelain — were principal items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e. Based on original Chinese and Manchu-language sources, and drawing on the latest scholarship, this is the biography of the man who, in presiding over imperial China’s last golden epoch, created the geographic and demographic framework of modern China.
This accessible account describes the personal struggles and public drama surrounding one of the major political figures of the early modern age, with special consideration given to the emperor’s efforts to rise above ethnic divisions and to encompass th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traditions of Han Chinese, Mongols, Tibetans, Turks, and other peoples of his realm.
In addition to becoming familiar with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figures in world history, readers will find that learning about Emperor Qianlong will add greatly to their appreciation of China’s place in the worl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will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place in the world today.
這是美國新清史研究代表學者Mark Elliott的最新作品，是本小書，薄薄的不到兩百頁，講的是乾隆皇帝的一生。但Mark Elliott要說得不只是乾隆的生平或豐功偉業，還要以乾隆為中心，介紹整個十八世紀的中國。
這本書主要是寫給美國一般讀者看的，預設他們對中國史了解不多。如何在兩百頁的篇幅之內，讓他們了解乾隆，進入一個遙遠的、陌生的世界？因此，Mark Elliott在介紹乾隆盛世疆域時，特別拿來與美國本土的面積相提並論；又如提到乾隆在位六十年，他又說，這個數字不能小覷，想像一下，假如甘迺迪當年沒有被刺殺，而且一口氣連任十五屆總統，那會是如何？這種有趣的比喻，即便是稍知清代史的讀者，都能有耳目一新的感覺。本書目的原是讓讀者熟悉這個陌生的世界，對中文世界的讀者而言，這句話得反過來說：它將看似熟悉的歷史陌生化，我們因此得以從不同角度觀看這個猶如異邦（或的確是異邦）的往昔世界。這可能是本書最有意義之處。
兩百多頁的乾隆傳記，自然不能比中文世界裡動輒五、六百頁的「乾隆大傳」更加詳細。但本書的寫作手法卻可以讓我們重新思考，什麼是帝王傳記？如何書寫？怎樣閱讀？
2010-01-03
真學問是沒有地圖的旅程
王汎森：真学问是没有地图的旅程
时代周报记者 李怀宇2009-09-30 01:46:42 第46期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我赴台访问的重要学术机构。所长王汎森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对我襄助良多，还与我同赴台北市的台湾大学、台中市的中兴大学、中坜市的中央大学，一路引见学界朋友，相谈甚为投机。
在行政与学术间游刃有余
王汎森回忆在台湾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台大历史系老辈凋零，一般学生似乎也不大了解教授学问的深浅。他记得李济先生最后一次在台大演讲，系里还得要拉人去听。逯耀东先生教近三百年学术史，王汎森很少听课，有一次交完期末考卷出来，逯耀东尾随出来说：“你就是王汎森！”并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原来他看过王汎森的学习报告，但没有见过王汎森来上课。
王汎森在大学时代遍读钱穆先生的著作，曾到素书楼听讲，却不大听得懂钱先生的口音，有些事倒是印象深刻：“当时南美有一位总统访问台湾地区，三军仪队及乐队在机场欢迎他。钱先生认为现代人这种仪式不合古人之道，说是带一群狼狗去欢迎人家─因为仪队是带枪的。那时钱先生还抱怨现代人出国要办护照，他说孔子周游列国时都不用带护照。”
王汎森说读书时经常到台大文学院图书馆借书，让他感到兴趣、认为可以解答心中对现实及文化问题困惑的书，打开一看，往往上面常有“海光藏书”的印记，那是殷海光逝世之后捐给台大的藏书。虽然没有机会亲炙殷海光，但是“图书馆的大量藏书给我开了一扇窗，那里有一个世界比我所处的世界要宽。那时台大学生在课内所学的远远没有课外学得多，风气很自由。党外杂志雨后春笋般出现，许多年青人受到影响，渐渐挣脱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
台大历史系硕士毕业后，王汎森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史语所有“天下第一所”之称，曾经孕育了许多中国现代学术界的重要人物。王汎森常开玩笑说，如果碰到一个学术问题，在走廊上问，问第一个人他可能不知道，问到第二个、第三个，一定会有人知道。
当年留学美国是台湾的风潮，王汎森在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两年之后，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指导老师是史学大家余英时先生。王汎森在普林斯顿度过了一生最为难忘的读书生涯，在余英时先生的言传身教之下，进入了新的境界。
从普林斯顿学成后回到史语所，王汎森很快被公认为台湾史学界的新星，成为史语所所长和“中央研究院”院士，在行政事务与学术研究之间游刃有余。
激烈竞争剥夺了学者的时间
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室，显眼处便挂着余英时先生的书法作品。谈到史语所早期的发展，王汎森说史语所人才济济：“那一代人的精彩，在于他们以全部学养支持一种学问。他们在各种文化里受过陶冶，以众部支一部，这样才能显出精彩。我刚进史语所时，九十岁才是老一辈，七八十岁是中年一辈，四五十岁是少年，而二三十岁是幼稚园。每次去参加所里的讲论会都很紧张，那些坐在前面的老先生什么都知道。那时‘中央研究院’比较简单，有个同事在报纸写了一篇科普方面的文章，结果收到吴大猷院长一张纸条约他见面。吴院长一见到他就说：你是某某某，你写的文章太幼稚了。”
谈到华人世界中无数学人最好的光阴浪费在运动里，王汎森不无感慨：“时间最重要。光有研究经费不够，要有充足的时间和自由，研究水平才可以提升。我觉得亚洲的学术界，都在僵硬的指标下激烈竞争而剥夺了学者的时间。而且太多审查、评鉴，以为学问是可以从此刻预测的，这里面不留下一点雅量和空间。真正有价值的学问是没有地图的旅程。”
环顾学术界的现状，王汎森谈到他相当关心的一个问题，他认为近代中国人文及社会科学必须逐步建立自己的学术主体性。“譬如说我们随便打开一本社会科学的教科书，没有看到一个中国古人的名字，但是在西方，你看哈贝马斯的著作，一定是从亚里士多德谈下来，充分撷取相关的资源。这个情形将来应该有所改变，不能只拿人家的眼光看自己。我极不赞成夜郎自大，很多话我不愿多说，是怕给懒惰的人‘如虎添翼’。但我坚持认为不但要充分学习西方，还必须以自己为主体。”
有一晚，我和王汎森先生在台湾大学门口的小馆共进晚餐，所谈人物多是王汎森的老师辈。最后的话题中心是他的文章《天才为何成群地来》。王汎森认为：凡是一个学派最有活力、最具创造性时，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着“白首太玄经”的工作，同时不拘形式地围绕着一两个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对话。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是经常参加社交宴会的英国思想家，当时英国很多人担心过度频繁的社交生活会影响到他的学问，但实际上，那常常是他萌生新想法的场合。有一次，他与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的古典学家谈论古昔才子的类型时，这位学者告诉他，古希腊诗人阿尔基诺库斯有一段残句：“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后来伯林发现小说家托尔斯泰有细微描写人类生活的天才，可是他又像刺猬一样，希望找出一种包罗万象的理论，伯林发现用“刺猬”与“狐狸”正好可以用来形容托尔斯泰作品所呈现的两歧性。伯林写成了《刺猬与狐狸》的小书，立刻传诵千里。这一番议论，在我看来，正是王汎森多年实践悟出的心得体会。
“给学术留点雅量和空间”
赴台前，许倬云先生向我提起：“王汎森是余英时的学生，我们都喜欢他。现在已经不凡了，将来会成大器。”我和王汎森先生第一次见面时，他邀来陈永发先生，我们三人共进午餐，话题中心是余英时先生和许倬云先生。
普林斯顿的稳重与新潮
人文学科工作者的研究可能跟外在世界有很大的联系。余英时先生恰好体现了这一点，但是他也强调他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
时代周报：从台湾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后，怎么就进入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王汎森：那时“中央研究院”正好有三个五年计划，多了很多名额。我那时正在当兵，除了已经出版的《章太炎的思想》一书外，另外加写了一篇长文章（后来变成我的第二本书《古史辨运动的兴起》）。许久之后我才知道，当年入所的审查者之一是余英时先生。
时代周报：余英时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用中文写作，是一个重要的转机。
王汎森：我曾对余先生说：“如果你不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大量的中文写作，在美国会是一个成功的教授。但是进行了大量的中文写作后，你成为这个历史文化传统中重要的一分子，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学者而已。”余先生没有反对。他的文字开始介入社会时，大家都觉得很新：原来古代历史、思想可以这样谈。
时代周报：普林斯顿大学是余英时先生教学的最后一站，从密歇根大学，到哈佛大学，到耶鲁大学，最后是世外桃源般的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很奇妙。
王汎森：我跟余先生是同时到达普林斯顿，他那时刚好从耶鲁转过来。我还在做助理研究员的时候，已经听到各种传言说余先生要到普林斯顿。他到普林斯顿演讲，好像写了一首诗，有人从中读出他有移居普林斯顿的意思。后来真的落实了。
时代周报：余英时先生怎么教学的？
王汎森：他比较注重引导你，让你自己去发现。他很鼓励学生尝试各种可能性。他看西方的书很多，很及时，旧学也很厉害，所以对题目的潜势看得很恰当，知道研究的可能性在哪里，限制在哪里，知道怎么把研究引到有意义的方向。这不是一般老师能做到的。一般老师可能理论讲得很好，但不一定对那个领域的材料掌握得那么深。余英时先生是两者皆长，对研究生影响更大。一般大学要在课外见到老师比较难，但普林斯顿学生不多，学生要见教授，通常只要敲个门就可以了。学问很多时候就是聊出来的。我跟余英时先生的谈话有时集中在台湾当时的政治形势，不仅仅是学问。
时代周报：余先生从来不只是书斋里面的人，对外面的世界很关心。
王汎森：一个人文学科的工作者，他的研究就可能跟外在世界有很大的联系。余英时先生恰好体现了这一点，但是他也强调他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
时代周报：在普林斯顿跟牟复礼先生熟吗？
王汎森：熟。他当时好像刚刚退休，半年在科罗拉多，半年在普林斯顿，像候鸟一样来去。我跟他谈话不少，当时我正在做和傅斯年相关的课题，他在我信箱放了纸条，说洪承畴的某个后代是史学家，要见傅斯年，傅斯年说不见。
时代周报：你是不是在普林斯顿展开了一个新的学术阶段？
王汎森：当然。最重要是读其他国家的历史，还有其他学科。我在普林斯顿遇到德文、法文、拉丁文等语言问题，在总图书馆拦下人问，通常拦到第二或第三个人就一定能解决。在史语所里遇到学术问题，遇到三个人肯定能解决。学习是无形的，必须有一个很大的知识底子，才能更深入揭示正在研究的问题的意义与深度。普林斯顿是个老学校，有极其稳重的一面，也有极其新潮的一面，稳重的多一些。我认为我的留美生涯有不太成功之处：我没有真正融进美国的生活，比不上胡适那一代，对美国日常生活的层次介入很多。普林斯顿的学生很少，有人开玩笑说它是采用“劳斯莱斯主义”，通常研究生一来就有奖学金，直到毕业，同学之间来往很不错，不需要把别人弄倒才能生存。还有就是功课压力太大。我记得我念过一门课，要求看的书我总是看不完。有个统计说，要把老师指定的书看完，需要三倍时间，而且不吃不喝不睡。其实这些书单主要是让你知道这门学问的大致情况，不是要全部读完。
庄子之道无碍于科学民主
大家只以为章太炎是个怪人，只知道他跟革命有关，他的文章难读，但对他的思想没有了解，所以我就想深入探讨。
时代周报：你最早的著作是《章太炎的思想》，那时为什么对章太炎感兴趣？
王汎森：有一段时间我发现中国近现代的很多思想发展都跟章太炎有关，他像个“总机”。小时候以为他只是跟着孙中山闹革命的，“中华民国”这个词就来自他的文章，后来发现他是思想文化转变的一个重要人物，所以研究他。章太炎的文章很难读，当时我找了一个导师希望得到一些指导，他说：“你自己看吧，章太炎的文章，我自己也看不懂。”大家只以为章太炎是个怪人，只知道他跟革命有关，他的文章难读，但对他的思想没有了解，所以我就想深入探讨。此外，我在台大念书的时候对梵文有兴趣，而章太炎的著作也提到一些印度思想，这符合我当时的好奇。
时代周报：你从美国留学回来台湾已经发生变化了？
王汎森：台湾发生最大变化的那几年我刚好在美国求学。蒋经国去世了，党禁报禁没了。《中国时报》和《联合报》是当时最大的报纸。《中国时报》的董事长余纪忠先生认为我应该保持对台湾的关注，每天空邮报纸到普林斯顿给我。有几个留学生总向我借报纸看，其实我自己都不看，功课太忙了。
时代周报：我听说余纪忠先生有段时间想把你拉到《中国时报》任职？
王汎森：那是我念书时代的事吧。当年两大报社印报纸像印钞票似的，两大报社的董事长都是“中常委”，都是台湾最有力量的人。余纪忠先生是一位很有文化品位的报人。我记得普林斯顿的一位老师当时正在办一个欧洲最老牌的汉学刊物，可是普林斯顿不愿支持。后来透过余英时先生帮忙，是余纪忠先生掏腰包资助这个刊物。大概是2000年的一天，老同事王文陆看见余纪忠先生和他的随扈在史语所附近徘徊，说是刚与李远哲院长见过面，想要顺便看看我，文陆兄大为吃惊。因为那一天我正好不在，余老先生就回去了。他好像对我有一种错爱，一直希望我做些什么事情。这些年来，我对他始终感到抱歉，从没为他做过任何事。台湾有一个时期，学术和文化的区分没那么大，彼此之间都谈得津津有味，大家也认为学术人可以担当很重要的责任。今天就不是了。我在上世纪80年代当兵的时候，碰到很多老军人，他们都说真正伟大的军事领导者必须是个学者。
时代周报：你自己近十几年的研究都集中在明清到民国时期。为什么？
王汎森：我认为，15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变化很大，这五百年西方的变化也很大，所以这五百年是很重要的。我不把这几百年切开来看，因为这段历史跨度长、变化大，能观察的东西多。那也是我隐隐觉得中西开始分叉的很重要的一个时代，当然没有两个文明是一样的，但在此之前，我觉得中西分流没这么大。我一直受一个说法的影响：一个历史学者深受他研究对象的左右，选中一个多姿多彩的时代与一个平凡的时代，能发挥的余地不大一样。
时代周报：你研究的重点跟张灏先生的研究颇有关系。
王汎森：以前读古书常看到某人从一开始就“遥接三代”，后来我才发现，即使像张大千也不可能一开始就遥接古人，而是先受当代的名家影响，然后上溯到古代去。所以我们这个年纪做思想史研究的人，多多少少跟余英时、张灏、林毓生等很多位先生的研究有关系。
时代周报：这个转型时代实际上对现代生活天翻地覆的变化有很重要的影响，就是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王汎森：恐怕最令人担忧的是主体性。我在一些场合偶然说过，我们受某种历史哲学影响很大，认为时代跟它的各种文化表征有机地生长在一起，没有发展出科学的文明，其潜能中便没有科学的种子。所以花各种力气去为传统文化曲证、开脱。但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是否还需追问这些问题？以台湾为例，物质和科技已经发展到这个高度，随时可以回去跟传统文化作有机的对话，并不存在明显矛盾。因此，要塑造一个文明，不能再局限于1900年到1960年关心的东西。今天不一样了，你尽可以大谈庄子的生命之道，但不碍于科学和民主的生活。
不要打扮古人
人文学者往往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为人文学科的特殊性说明、辩解，这是很可虑的现象。
时代周报：不管在大陆、香港还是台湾，总是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下产生一些现象。在开放党禁报禁之后，台湾的学术自由有什么样的困惑？
王汎森：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的思想在上世纪60年代到上世纪80年代都是推动台湾的重要力量，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谈的人渐渐少了。“总统”都可以随便骂了，所以人们觉得自由民主没有那个急迫性了。我礼拜六去参加殷海光基金会的演讲会，林毓生先生讲人权的问题，在场几个听众都是香港和大陆的。台湾人不在乎这个了，是可喜，还是可悲呢？可喜的是，那个肃杀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可悲的是，我们对人权、民主的深刻内涵理解还不够，而人们已经不感兴趣了。
时代周报：许倬云先生说，在中央研究院，文史在20世纪是很重要的学科，但在21世纪，生物科技压过了一切。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在台北南港五十多年，前后有过三个大门，分别象征文科的时代、数理的时代、生物的时代。最早的一个大门，两旁是人文学科的几个大所，现在的大门一路过去，两旁就多是生物方面的研究所。我所遇到的“中研院”院长，对文科都是很支持的。当然他们风格不一，吴大猷先生带有朴实的科学主义心态，李远哲先生基本上总是帮着我们，他不干涉、打压，只会给更多的钱。翁启惠院长也是一样。生物科学形成压倒性的优势，跟时代有关。人类基因谱系解码以后，那个世界太宽了。人文没有碰到一个重大的表述和内容的革命，即使美国、法国也是如此，上世纪60年代受现象学、结构、解构的影响，出了多少大学者，但近几年，似乎也比较消沉下去了。这是整个世界人文学科应该注意的问题。1985年，剑桥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昆丁·史金纳（Quentin Skinner）出了一本书《大理论的复返》（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the Human Sciences），举了福柯等几个例子，觉得这些人代表大理论的复返，不再是小枝节。但现在又变了，大理论有退潮之势，下一波不知道是怎样。但台湾有个现象，没有一个人文社科的学者担任学术领导者，这是很不好的。人文学者往往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为人文学科的特殊性说明、辩解，这是很可虑的现象。
时代周报：未来史学研究会不会出现新的方向？
王汎森：我不敢预测，不过可以确定会有一些新做法。譬如把过去一二十年各种新研究方向，综合成一个新的理论的养分；譬如在思想史方面，把现实生活世界跟思想、制度做更巧妙的结合；譬如不把古人打扮成现代人，不把中国历史打扮成西方历史，而是多层次地细致地了解古代的思维，或是更多地把历史看成是四面八方的因素作用而成，同时任何一个历史事件也会向四面八方起作用。不过，史学有一些基本的任务与特质，如何守住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时代周报：将来的史学研究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王汎森：章太炎说过一句有意思的话，学术里面也有政务官与事务官之分。政务官是部长，次长。其他人是事务官。事务官主要是在做专门领域的事情。我越想越觉得这话有道理。将来史学研究，碰到的问题是事务官太多，政务官太少。现在电子数据库及网络这么流行，要掌握材料撰写一个主题，每个人都做得到。但接下来是思考，是拔高层次，是开拓新范围、新方向、新园地等方面的工作。我担心人们都在做事务官的工作，而忘了政务官的工作。政务官有两个工作，一个是关于意义的思考，一个是做整体的、前瞻性的工作。将来学术界有什么新方向，应该是政务官和事务官相辅相成去完成的。学问要有心思才有意义。其实我觉得现在全世界的学界都是事务官很多，缺政务官。
时代周报记者 李怀宇2009-09-30 01:46:42 第46期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是我赴台访问的重要学术机构。所长王汎森先生在“中央研究院”对我襄助良多，还与我同赴台北市的台湾大学、台中市的中兴大学、中坜市的中央大学，一路引见学界朋友，相谈甚为投机。
在行政与学术间游刃有余
王汎森回忆在台湾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台大历史系老辈凋零，一般学生似乎也不大了解教授学问的深浅。他记得李济先生最后一次在台大演讲，系里还得要拉人去听。逯耀东先生教近三百年学术史，王汎森很少听课，有一次交完期末考卷出来，逯耀东尾随出来说：“你就是王汎森！”并说了几句鼓励的话。原来他看过王汎森的学习报告，但没有见过王汎森来上课。
王汎森在大学时代遍读钱穆先生的著作，曾到素书楼听讲，却不大听得懂钱先生的口音，有些事倒是印象深刻：“当时南美有一位总统访问台湾地区，三军仪队及乐队在机场欢迎他。钱先生认为现代人这种仪式不合古人之道，说是带一群狼狗去欢迎人家─因为仪队是带枪的。那时钱先生还抱怨现代人出国要办护照，他说孔子周游列国时都不用带护照。”
王汎森说读书时经常到台大文学院图书馆借书，让他感到兴趣、认为可以解答心中对现实及文化问题困惑的书，打开一看，往往上面常有“海光藏书”的印记，那是殷海光逝世之后捐给台大的藏书。虽然没有机会亲炙殷海光，但是“图书馆的大量藏书给我开了一扇窗，那里有一个世界比我所处的世界要宽。那时台大学生在课内所学的远远没有课外学得多，风气很自由。党外杂志雨后春笋般出现，许多年青人受到影响，渐渐挣脱了国民党的意识形态。”
台大历史系硕士毕业后，王汎森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史语所有“天下第一所”之称，曾经孕育了许多中国现代学术界的重要人物。王汎森常开玩笑说，如果碰到一个学术问题，在走廊上问，问第一个人他可能不知道，问到第二个、第三个，一定会有人知道。
当年留学美国是台湾的风潮，王汎森在担任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两年之后，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博士，指导老师是史学大家余英时先生。王汎森在普林斯顿度过了一生最为难忘的读书生涯，在余英时先生的言传身教之下，进入了新的境界。
从普林斯顿学成后回到史语所，王汎森很快被公认为台湾史学界的新星，成为史语所所长和“中央研究院”院士，在行政事务与学术研究之间游刃有余。
激烈竞争剥夺了学者的时间
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室，显眼处便挂着余英时先生的书法作品。谈到史语所早期的发展，王汎森说史语所人才济济：“那一代人的精彩，在于他们以全部学养支持一种学问。他们在各种文化里受过陶冶，以众部支一部，这样才能显出精彩。我刚进史语所时，九十岁才是老一辈，七八十岁是中年一辈，四五十岁是少年，而二三十岁是幼稚园。每次去参加所里的讲论会都很紧张，那些坐在前面的老先生什么都知道。那时‘中央研究院’比较简单，有个同事在报纸写了一篇科普方面的文章，结果收到吴大猷院长一张纸条约他见面。吴院长一见到他就说：你是某某某，你写的文章太幼稚了。”
谈到华人世界中无数学人最好的光阴浪费在运动里，王汎森不无感慨：“时间最重要。光有研究经费不够，要有充足的时间和自由，研究水平才可以提升。我觉得亚洲的学术界，都在僵硬的指标下激烈竞争而剥夺了学者的时间。而且太多审查、评鉴，以为学问是可以从此刻预测的，这里面不留下一点雅量和空间。真正有价值的学问是没有地图的旅程。”
环顾学术界的现状，王汎森谈到他相当关心的一个问题，他认为近代中国人文及社会科学必须逐步建立自己的学术主体性。“譬如说我们随便打开一本社会科学的教科书，没有看到一个中国古人的名字，但是在西方，你看哈贝马斯的著作，一定是从亚里士多德谈下来，充分撷取相关的资源。这个情形将来应该有所改变，不能只拿人家的眼光看自己。我极不赞成夜郎自大，很多话我不愿多说，是怕给懒惰的人‘如虎添翼’。但我坚持认为不但要充分学习西方，还必须以自己为主体。”
有一晚，我和王汎森先生在台湾大学门口的小馆共进晚餐，所谈人物多是王汎森的老师辈。最后的话题中心是他的文章《天才为何成群地来》。王汎森认为：凡是一个学派最有活力、最具创造性时，一定是一群人不但做着“白首太玄经”的工作，同时不拘形式地围绕着一两个中心人物自由地交流、对话。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 1909-1997）是经常参加社交宴会的英国思想家，当时英国很多人担心过度频繁的社交生活会影响到他的学问，但实际上，那常常是他萌生新想法的场合。有一次，他与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的古典学家谈论古昔才子的类型时，这位学者告诉他，古希腊诗人阿尔基诺库斯有一段残句：“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后来伯林发现小说家托尔斯泰有细微描写人类生活的天才，可是他又像刺猬一样，希望找出一种包罗万象的理论，伯林发现用“刺猬”与“狐狸”正好可以用来形容托尔斯泰作品所呈现的两歧性。伯林写成了《刺猬与狐狸》的小书，立刻传诵千里。这一番议论，在我看来，正是王汎森多年实践悟出的心得体会。
“给学术留点雅量和空间”
赴台前，许倬云先生向我提起：“王汎森是余英时的学生，我们都喜欢他。现在已经不凡了，将来会成大器。”我和王汎森先生第一次见面时，他邀来陈永发先生，我们三人共进午餐，话题中心是余英时先生和许倬云先生。
普林斯顿的稳重与新潮
人文学科工作者的研究可能跟外在世界有很大的联系。余英时先生恰好体现了这一点，但是他也强调他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
时代周报：从台湾大学历史系硕士毕业后，怎么就进入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王汎森：那时“中央研究院”正好有三个五年计划，多了很多名额。我那时正在当兵，除了已经出版的《章太炎的思想》一书外，另外加写了一篇长文章（后来变成我的第二本书《古史辨运动的兴起》）。许久之后我才知道，当年入所的审查者之一是余英时先生。
时代周报：余英时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用中文写作，是一个重要的转机。
王汎森：我曾对余先生说：“如果你不是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大量的中文写作，在美国会是一个成功的教授。但是进行了大量的中文写作后，你成为这个历史文化传统中重要的一分子，不仅是一个成功的学者而已。”余先生没有反对。他的文字开始介入社会时，大家都觉得很新：原来古代历史、思想可以这样谈。
时代周报：普林斯顿大学是余英时先生教学的最后一站，从密歇根大学，到哈佛大学，到耶鲁大学，最后是世外桃源般的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很奇妙。
王汎森：我跟余先生是同时到达普林斯顿，他那时刚好从耶鲁转过来。我还在做助理研究员的时候，已经听到各种传言说余先生要到普林斯顿。他到普林斯顿演讲，好像写了一首诗，有人从中读出他有移居普林斯顿的意思。后来真的落实了。
时代周报：余英时先生怎么教学的？
王汎森：他比较注重引导你，让你自己去发现。他很鼓励学生尝试各种可能性。他看西方的书很多，很及时，旧学也很厉害，所以对题目的潜势看得很恰当，知道研究的可能性在哪里，限制在哪里，知道怎么把研究引到有意义的方向。这不是一般老师能做到的。一般老师可能理论讲得很好，但不一定对那个领域的材料掌握得那么深。余英时先生是两者皆长，对研究生影响更大。一般大学要在课外见到老师比较难，但普林斯顿学生不多，学生要见教授，通常只要敲个门就可以了。学问很多时候就是聊出来的。我跟余英时先生的谈话有时集中在台湾当时的政治形势，不仅仅是学问。
时代周报：余先生从来不只是书斋里面的人，对外面的世界很关心。
王汎森：一个人文学科的工作者，他的研究就可能跟外在世界有很大的联系。余英时先生恰好体现了这一点，但是他也强调他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
时代周报：在普林斯顿跟牟复礼先生熟吗？
王汎森：熟。他当时好像刚刚退休，半年在科罗拉多，半年在普林斯顿，像候鸟一样来去。我跟他谈话不少，当时我正在做和傅斯年相关的课题，他在我信箱放了纸条，说洪承畴的某个后代是史学家，要见傅斯年，傅斯年说不见。
时代周报：你是不是在普林斯顿展开了一个新的学术阶段？
王汎森：当然。最重要是读其他国家的历史，还有其他学科。我在普林斯顿遇到德文、法文、拉丁文等语言问题，在总图书馆拦下人问，通常拦到第二或第三个人就一定能解决。在史语所里遇到学术问题，遇到三个人肯定能解决。学习是无形的，必须有一个很大的知识底子，才能更深入揭示正在研究的问题的意义与深度。普林斯顿是个老学校，有极其稳重的一面，也有极其新潮的一面，稳重的多一些。我认为我的留美生涯有不太成功之处：我没有真正融进美国的生活，比不上胡适那一代，对美国日常生活的层次介入很多。普林斯顿的学生很少，有人开玩笑说它是采用“劳斯莱斯主义”，通常研究生一来就有奖学金，直到毕业，同学之间来往很不错，不需要把别人弄倒才能生存。还有就是功课压力太大。我记得我念过一门课，要求看的书我总是看不完。有个统计说，要把老师指定的书看完，需要三倍时间，而且不吃不喝不睡。其实这些书单主要是让你知道这门学问的大致情况，不是要全部读完。
庄子之道无碍于科学民主
大家只以为章太炎是个怪人，只知道他跟革命有关，他的文章难读，但对他的思想没有了解，所以我就想深入探讨。
时代周报：你最早的著作是《章太炎的思想》，那时为什么对章太炎感兴趣？
王汎森：有一段时间我发现中国近现代的很多思想发展都跟章太炎有关，他像个“总机”。小时候以为他只是跟着孙中山闹革命的，“中华民国”这个词就来自他的文章，后来发现他是思想文化转变的一个重要人物，所以研究他。章太炎的文章很难读，当时我找了一个导师希望得到一些指导，他说：“你自己看吧，章太炎的文章，我自己也看不懂。”大家只以为章太炎是个怪人，只知道他跟革命有关，他的文章难读，但对他的思想没有了解，所以我就想深入探讨。此外，我在台大念书的时候对梵文有兴趣，而章太炎的著作也提到一些印度思想，这符合我当时的好奇。
时代周报：你从美国留学回来台湾已经发生变化了？
王汎森：台湾发生最大变化的那几年我刚好在美国求学。蒋经国去世了，党禁报禁没了。《中国时报》和《联合报》是当时最大的报纸。《中国时报》的董事长余纪忠先生认为我应该保持对台湾的关注，每天空邮报纸到普林斯顿给我。有几个留学生总向我借报纸看，其实我自己都不看，功课太忙了。
时代周报：我听说余纪忠先生有段时间想把你拉到《中国时报》任职？
王汎森：那是我念书时代的事吧。当年两大报社印报纸像印钞票似的，两大报社的董事长都是“中常委”，都是台湾最有力量的人。余纪忠先生是一位很有文化品位的报人。我记得普林斯顿的一位老师当时正在办一个欧洲最老牌的汉学刊物，可是普林斯顿不愿支持。后来透过余英时先生帮忙，是余纪忠先生掏腰包资助这个刊物。大概是2000年的一天，老同事王文陆看见余纪忠先生和他的随扈在史语所附近徘徊，说是刚与李远哲院长见过面，想要顺便看看我，文陆兄大为吃惊。因为那一天我正好不在，余老先生就回去了。他好像对我有一种错爱，一直希望我做些什么事情。这些年来，我对他始终感到抱歉，从没为他做过任何事。台湾有一个时期，学术和文化的区分没那么大，彼此之间都谈得津津有味，大家也认为学术人可以担当很重要的责任。今天就不是了。我在上世纪80年代当兵的时候，碰到很多老军人，他们都说真正伟大的军事领导者必须是个学者。
时代周报：你自己近十几年的研究都集中在明清到民国时期。为什么？
王汎森：我认为，15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变化很大，这五百年西方的变化也很大，所以这五百年是很重要的。我不把这几百年切开来看，因为这段历史跨度长、变化大，能观察的东西多。那也是我隐隐觉得中西开始分叉的很重要的一个时代，当然没有两个文明是一样的，但在此之前，我觉得中西分流没这么大。我一直受一个说法的影响：一个历史学者深受他研究对象的左右，选中一个多姿多彩的时代与一个平凡的时代，能发挥的余地不大一样。
时代周报：你研究的重点跟张灏先生的研究颇有关系。
王汎森：以前读古书常看到某人从一开始就“遥接三代”，后来我才发现，即使像张大千也不可能一开始就遥接古人，而是先受当代的名家影响，然后上溯到古代去。所以我们这个年纪做思想史研究的人，多多少少跟余英时、张灏、林毓生等很多位先生的研究有关系。
时代周报：这个转型时代实际上对现代生活天翻地覆的变化有很重要的影响，就是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王汎森：恐怕最令人担忧的是主体性。我在一些场合偶然说过，我们受某种历史哲学影响很大，认为时代跟它的各种文化表征有机地生长在一起，没有发展出科学的文明，其潜能中便没有科学的种子。所以花各种力气去为传统文化曲证、开脱。但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这一步，是否还需追问这些问题？以台湾为例，物质和科技已经发展到这个高度，随时可以回去跟传统文化作有机的对话，并不存在明显矛盾。因此，要塑造一个文明，不能再局限于1900年到1960年关心的东西。今天不一样了，你尽可以大谈庄子的生命之道，但不碍于科学和民主的生活。
不要打扮古人
人文学者往往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为人文学科的特殊性说明、辩解，这是很可虑的现象。
时代周报：不管在大陆、香港还是台湾，总是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下产生一些现象。在开放党禁报禁之后，台湾的学术自由有什么样的困惑？
王汎森：蔡元培、胡适、傅斯年的思想在上世纪60年代到上世纪80年代都是推动台湾的重要力量，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谈的人渐渐少了。“总统”都可以随便骂了，所以人们觉得自由民主没有那个急迫性了。我礼拜六去参加殷海光基金会的演讲会，林毓生先生讲人权的问题，在场几个听众都是香港和大陆的。台湾人不在乎这个了，是可喜，还是可悲呢？可喜的是，那个肃杀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可悲的是，我们对人权、民主的深刻内涵理解还不够，而人们已经不感兴趣了。
时代周报：许倬云先生说，在中央研究院，文史在20世纪是很重要的学科，但在21世纪，生物科技压过了一切。
王汎森：“中央研究院”在台北南港五十多年，前后有过三个大门，分别象征文科的时代、数理的时代、生物的时代。最早的一个大门，两旁是人文学科的几个大所，现在的大门一路过去，两旁就多是生物方面的研究所。我所遇到的“中研院”院长，对文科都是很支持的。当然他们风格不一，吴大猷先生带有朴实的科学主义心态，李远哲先生基本上总是帮着我们，他不干涉、打压，只会给更多的钱。翁启惠院长也是一样。生物科学形成压倒性的优势，跟时代有关。人类基因谱系解码以后，那个世界太宽了。人文没有碰到一个重大的表述和内容的革命，即使美国、法国也是如此，上世纪60年代受现象学、结构、解构的影响，出了多少大学者，但近几年，似乎也比较消沉下去了。这是整个世界人文学科应该注意的问题。1985年，剑桥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昆丁·史金纳（Quentin Skinner）出了一本书《大理论的复返》（The Return of Grand Theory in the Human Sciences），举了福柯等几个例子，觉得这些人代表大理论的复返，不再是小枝节。但现在又变了，大理论有退潮之势，下一波不知道是怎样。但台湾有个现象，没有一个人文社科的学者担任学术领导者，这是很不好的。人文学者往往要花大量的时间、精力为人文学科的特殊性说明、辩解，这是很可虑的现象。
时代周报：未来史学研究会不会出现新的方向？
王汎森：我不敢预测，不过可以确定会有一些新做法。譬如把过去一二十年各种新研究方向，综合成一个新的理论的养分；譬如在思想史方面，把现实生活世界跟思想、制度做更巧妙的结合；譬如不把古人打扮成现代人，不把中国历史打扮成西方历史，而是多层次地细致地了解古代的思维，或是更多地把历史看成是四面八方的因素作用而成，同时任何一个历史事件也会向四面八方起作用。不过，史学有一些基本的任务与特质，如何守住这些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时代周报：将来的史学研究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王汎森：章太炎说过一句有意思的话，学术里面也有政务官与事务官之分。政务官是部长，次长。其他人是事务官。事务官主要是在做专门领域的事情。我越想越觉得这话有道理。将来史学研究，碰到的问题是事务官太多，政务官太少。现在电子数据库及网络这么流行，要掌握材料撰写一个主题，每个人都做得到。但接下来是思考，是拔高层次，是开拓新范围、新方向、新园地等方面的工作。我担心人们都在做事务官的工作，而忘了政务官的工作。政务官有两个工作，一个是关于意义的思考，一个是做整体的、前瞻性的工作。将来学术界有什么新方向，应该是政务官和事务官相辅相成去完成的。学问要有心思才有意义。其实我觉得现在全世界的学界都是事务官很多，缺政务官。
2009-12-11
狐仙
The Cult of Fox：Power, Gender, and Popular Religion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
作者：康笑菲（Xiaofei Kang）
譯者：姚政志
出版社：博雅書屋
出版日期：2009年11月20日
推薦序
政治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劉祥光
「妳這個狐狸精。」小時候看電視劇或電影，無論男女愛情戲或是家庭倫理劇，均會常聽到這句臺詞。多年之後，物換星移，電視機從黑白變成彩色液晶，這句臺詞仍然獲得編劇的垂青。在大眾的印象裡，狐狸似乎一直跟媚惑、狡詐、邪惡脫不了關係。口語或成語中的「野狐禪」、「狐狸尾巴」、「狐群狗黨」、「狐假虎威」、「兔死狐悲」、「與狐謀皮」、「狐奔鼠竄」、「狐唱梟和」、「城狐社鼠」等等，對狐狸形象的描述更沒一句好話。狐狸天性如此，還是被「汙名化」？透過康笑菲教授這本豐富、迷人，又趣味橫生的大著，娓娓道來，述說狐狸 / 狐精 / 狐仙在中國歷史上的演變，讓我們恍然大悟，原來如此！
作者在本書所要談的，自然不限於上述所說。康教授追溯有象徵意義的狐狸至少出現在《山海經》的記載中，「其狀如狐而九尾能食人；食者不蠱」。意思是說，九尾狐會吃人，但如果人吃了牠，能不為蠱毒法術所害。可見狐狸肉有醫療、辟邪的作用。到了漢代，狐狸反成了吉祥的預兆，而且還帶有道德寓涵，例如狐死首丘，指的是不忘本。隨著時光流轉，狐狸的色彩益發多樣，會附身，能變身，好搞怪，引起大亂，也可變男變女，勾引異性，色誘同性。狐狸變化多端的特質屆至魏晉南北朝大體具備。
既然狐狸如此「多才多藝」，在一些人眼中就升格為神明，在另些人眼中，降階為鬼怪，這樣的歷史演變應屬合理。換句話說，如果人們對狐狸的看法較正面，牠就是「狐仙」；反之，就稱為「狐精」。狐精只會給人麻煩，有時還攪出大亂子；狐仙給人好處，往往讓人發財，不過那些好處有時見不得人。簡單地說，狐狸的形象亦正亦邪，但往往就流於正邪不分，而上不了檯面。試想：在過去的社會裡，如果某家發財，對外宣稱是因為拜了狐仙 / 狐精，這多難為情呀。然而有趣的也在這裡：雖然狐仙會搗蛋，帶來麻煩，讓人生病，或引來家庭失和，因此看似淫祀（不合禮法的神衹），但它給人財富或治人病痛的一面很有吸引力，所以人們暗地裡偷偷地供奉。不僅如此，從男性的角度去看，狐狸精太美了，具有顛覆家父長制的本事，搞得天下大亂。就這點來說，狐精是為屈居下位的受壓抑女性發言。而且，雖然狐仙常被看成淫祀，但別以為官員一定敵視狐精。如果你操守有問題，牠會掀你的底，讓你丟官；如果新官上任，強壓地頭「狐」，牠可是會偷走官印，那就別混了。所以官員面對狐精，最好小心翼翼地供著。供得牠滿意，還會幫官員辦案，替他抓賊，讓他仕途順利。結果許多傳統官衙裡的小角落，往往擺了狐仙壇─誰不想官運亨通呢。林林總總圍繞狐狸發生的趣事，都在康教授筆下一一細說分明。相信讀者必然讀得津津有味。
我奉作者之託，撰寫中譯本序言。為了不使這篇譯序淪於純學術應酬文字，以下提出三點觀察，或和作者商量，或為本書補註。畫蛇添足之譏，不免為識者所笑。
本書第四章討論狐與巫覡的關係，指出狐仙會憑附到巫覡 / 靈媒身上，替人治病或指點迷津。所以說狐是主，巫是從，狐巫須奉祀狐仙。唐代元稹（七七九 ~ 八三一）的詩文中有二首都是以＜賽神＞為題，描述唐代巫風興盛，巫覡橫行的情形。其中一首說：「村落事妖神，林木大如村。事來三十載，巫覡傳子孫。村中四時祭，殺盡雞與豚。」而巫覡作法後，「狐狸得蹊徑，潛穴主人園。腥臊襲左右，然後託丘樊。」（《元氏長慶集》，卷一。）從這個描述看來，狐狸是受了巫覡的影響，跑來攪局，弄得狐臭薰天。這和第四章所描寫明清時代，狐為主，巫為從，狐巫祭祀狐仙的情形倒過來。但狐狸和巫覡的淵源倒是甚早。這首詩所寫，或許是冰山一角而已。此外，北宋梅堯臣（一○○二 ~ 一○六○）也有詩談到狐狸與巫，節引如後：「老狐依叢祠，妖神起百怪。巢梟助鳴聲，穴兔資狡獪。巫紿神靈言，俗奏飲食拜。三年空禱祈，萬疾無愈差。」（＜幽廟＞，《宛陵集》，卷三八）。在這段描繪裡，似乎「巫假狐威」而得利，那個巫有可能就是狐巫。把兩條線索列在這裡，有興趣的人可以繼續研究。
本書結論部分談到狐仙信仰也傳到日本，稱為「稻荷」，廟中祭祀的就是狐狸，這點和中國的狐仙壇中不見狐狸圖像很不同。最近無意間問家母是否聽過稻荷信仰。她竟然回說不僅聽說過，還玩過這樣的遊戲。她還說，小時候一群同學或朋友會玩請狐狸的遊戲，叫「狐狗狸遊戲」。例如要考試了，想問考題是什麼，或是掉了東西，問問跑到哪去，就會玩這遊戲。玩這遊戲時，須在地上鋪一張紙，上面有日語的五十音、「一、十、百、千」與「東西南北」等字，擺一支筷子讓它自己跑。這種遊戲聽來像是中國的紫姑信仰或是臺灣的碟仙。家母是在臺灣受日據教育，居然有此經驗，足見稻荷信仰在日本普遍的程度，可以渡海來臺，在學生中流傳。家母還說，去「稻荷神社」祭祀，須攜「油揚」（油炸豆腐，有點類似臺北淡水特產「阿給」）獻上。遊戲前須請狐，也是要用「油揚」請神。這點和中國祭祀狐仙，用蛋、雞、酒等華北農民視為奢侈品者差異頗大。日本許多地方都有狐仙廟，最大的一座在京都，叫「稻荷大社」。這點也和中國人把狐仙壇隱在私密角落，有很大的分別。
此外，書中未及且值得加上一筆的是，朝鮮半島也有狐仙信仰。最近因教學和研究，翻閱一些書籍，無意中在一本韓文的巫術神衹畫冊中看到狐仙畫像（韓國人也稱「狐仙」）。該圖來自韓國某座墓的墓室中，圖中的狐仙是男性，兩旁各有一名年輕女性，圖像較小，最下面是兩名圖像更小的女性。（見金泰坤編，《韓國巫神圖》，漢城：悅話堂，一九八九，頁五四。）就這點而言，韓國狐仙信仰在畫像方面與在中國所見者較相似，都是變身為人。狐仙信仰應該是從中土傳到朝鮮。看來該信仰小是小，且看似不經，對發揚中華文化還扮演個角色呢！
康教授對於狐狸信仰的興趣起源甚早。還記得一九九○年代初期一起在紐約讀書時，她就說要做狐仙研究，讀了作者的序和導論，才知道她還有母親及外婆的「加持」，內心不免想：「嗄，真是『家學』淵遠呀。」這話半是玩笑，半是真。說是玩笑，是打趣她描述母親幼時的狐仙經驗，以及提到外婆請狐仙治癒其舅之病，又給她說了許多民間故事，讓她後來開花結果，寫成本書。說是真話，是因為讀到她在本書第二章分析「」狐仙兒」一詞的寓涵時，不禁拍案叫絕，只有康教授說得出其精采處！因為南方人說北京話，且毋論尖團不分如區區者，再怎麼字正腔圓的人，也壓根兒不會把狐仙說成「狐仙兒」，遑論其言外之意。康教授是北京人，生於斯，長於斯，經她分析，狐仙兒活神活現地出現於北方人的日常生活裡，讓我們南方人大悟那些不會出現在文獻裡的多重意思。康教授的功力，讀者慧眼在我之上，自可從本書中體察。但是對「狐仙兒」的分析，可說是斯人方有斯學，忍不住表而出之。
閱讀本書是個愉悅備至的過程。從紐約回臺後，與笑菲及其夫婿王威未曾再謀面。捧讀之際，固然一面學習新的知識，又一面憶起二人當年聊天談笑的畫面，彷彿回到校園某個餐廳裡和笑菲閒聊。近奉其囑，為本書作一中譯序。聞其言大駭，何能當此？驚魂甫定之餘，寫上一些文字，奢望能給本書添個註腳，略副老友雅意。姚政志先生譯筆忠於原文，區區嘗經眼並稍加修飾，亦庶幾不離笑菲生花妙筆過遠也。
2009-12-10
地圖 文本 文化交流
主 題：地圖 文本 文化交流
主講人〔一〕：張廣達 院士（本院院士∕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講 題：從碎葉城、唆里迷、馬哈木、喀什噶里的圓形地圖看唐初以來內陸文化交流
主講人〔二〕：黃時鑒 教授（浙江大學∕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講 題：從毛羅 (Fra Mauro)、巴爾布達 (Luiz Jorge de Barbuda)、利馬竇 (Matteo Ricci) 世界地圖看明中葉以來中西文化交流
主持人：范毅軍 教授
時 間：2010年1月8日（五）下午2:00~5:00
地 點：中研院史語所文物陳列館五樓會議室
2009-12-04
想我老師余英時之四
普林斯頓時期所見的余英時老師
我第一次見到余英時先生，是在1970年代末或1980年代初。忘了是哪一年，《聯合報》副刊辦了一場有關紅樓夢的座談會，與會的宋淇(林以亮)先生說「余英時身上的每一錢都是腦」，原話大概如此。當時在觀眾席的我，倒從來沒有料到有一天會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成為余先生的研究生。
1987年夏天，余先生從耶魯大學轉到普林斯頓大學，任全大學講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我也在同一年8月從史語所到普大攻讀博士。很巧地，第一天到系裡，就在走廊遇到余先生。但很可惜，我因為功課太忙，在普大讀書的五年多(1987年8月到1993年2月)不曾留下任何日記，所以現在追憶這五年多的事情，竟然感到相當困難。
一
我在普林斯頓的前後那些年，是余先生發表政治評論較多的時候。前一段似與臺灣的發展較有關係，尤其是民主化、解嚴、價值及文化取向、兩岸動向等問題，余先生寫這方面的文章起源稍早，但這幾年因為有解嚴(1987.7.16)、蔣經國故逝(1988.1.13)、李登輝即位等事，動盪較多，所以觸發也較多。我在普林斯頓的後三年，因為1989年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此後余先生論政的文章更多關注中國大陸，他對中共武力鎮壓民主運動無比憤怒，對臺灣的處境也格外注意。
我記得就在蔣經國病逝後不久，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學生會請余先生去演講，當日講題我已經忘記，但與臺灣的政治走向有關。當時李登輝接任黨主席之事將定而未定，傳說宋美齡可能有意出山，聽眾中有人提出這一類現實問題，余先生的回答中有一句說：「我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當天演講的內容我已不記得，只有此語今猶在耳，因為它生動地描述了余先生雖然關注兩岸政治動向，但決不參與任何實際的活動。
在跟隨余先生讀書時，我也注意到發生在余先生身上一件對他後來影響深遠的事，即他與中國大陸中、青代學術界逐漸發展出緊密的聯繫。余先生對於1949年後留在中國大陸的老學者的業績當然早已非常之熟，有一次我在影印一本中文學報，余先生正好路過，望了一眼說那是1940年代的刊物，果然沒錯，他說看了印刷字體及版式就知道出版年代。我猜他年青時期一定長時間流連於圖書館遍覽各種書刊。但是，他與那一、兩代學術工作者大多只是紙面相晤，並無正式連絡。1978年余先生參加美國漢代研究訪問團訪問中國大陸，他與中國大陸許多中、壯一代的歷史、考古學者見面討論，事見《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中國大陸1980年代文化熱之後，知識界出現了一種變化，慢慢地可以看出至少有四群與學術文化有關的人：專家型學者、受文化熱鼓舞的學者、跨文化與學術的學者、文化人。葛兆光兄告訴我1986年《士與中國文化》在上海出版之後引起很大的震動，當時他有一位半通不通的朋友居然沒有看清楚封面，就很興奮地誇說他最近剛讀了一本精彩的《土(ㄊㄨˇ)與中國文化》。由於那些年我負笈在美讀書，所以上述觀察未必正確，但因幾年下來目睹形形色色造訪余先生的賓客，我認為1970-80年代前期余先生所接觸的中國大陸人士主要限於專家型學者這一群人，但是在文化熱之後，來往的圈子慢慢擴及上述四群人，寫信、邀請開會、拜訪的行程也愈來愈多。記得我剛到普大時，曾好奇地問余先生何以由哈佛搬到耶魯、又由耶魯搬到普林斯頓？他說哈佛地處大都會，來來往往的人太多，耶魯稍好，普林斯頓在鄉下，離紐約起碼一小時車程，要想找他就更不容易了。然而這一道天然樊籬很快就無法發生作用。
余先生與中國知識界來往的最高點是六四天安門事件。當北京的學生運動爆發之初，普大有一些自由主義傾向的學者開始聚會並舉辦一些活動，後來隨著局勢變化，余先生參與較多。1989年大概是5月間，美國紐約時報刊出支援中國大陸學生民主運動的全版廣告，上面的毛筆字即出自余先生的手筆，廣告所費不貲，除每人捐款一百美金(包括我在內)，不足之數似乎是余紀忠先生支付的。六四鎮壓之後，余先生設法成立基金營救流亡學者，支援、安頓、開會花去不少心力與時間。這中間的歷程將來或許會有專門的記述，我因為手上沒有任何紀錄可查，只能浮泛地寫這幾筆。
二
余英時先生1987年6月出版《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那一年夏天他轉到普大。到普大之後，他仍延續著對「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這個主題的關注。我記得他的書架上有份「商人精神」一書的英譯稿，余先生是隨時準備要將這份英文稿校改出版的，可惜一直未見動手，或許現在已經放棄這個想法了。不過，余先生後來陸續出版過不少論文，如〈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等，可以看出他對商人階層在近世思想、文化上的問題始終關心著。我記得1992年底博士學位答辯完之後，原想花一段時間大量閱讀葛斯德圖書館視為善本收藏的紙燒本明人文獻(從日本印來)，余先生即曾交代我多注意商人方面的材料，後來因為我改變計畫提前回台而未果。
在余先生的研究中，商人不再被視為附庸風雅或軼出正統，而是在文化及思想上，成為一群獨立的、具創造性的群體。余先生關注商人作為一個群體的文化品味及文化表現，以及他們在明－清－近代歷史中的位置，同時透過這方面的研究，構成了一個與16、17世紀西方歷史相比較的框架。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余先生對現實的動向始終是關注的。我的感覺是1980年代以後中國大陸的文化、學問、政治的熱潮不期然地牽動余先生，人們渴切希望知道他對許多問題的看法，包括新儒家、共產革命、中國思想文化之特質、海洋文化與大陸文化等---人們想問一大堆既現實又本質性的問題，所以這些年余先生著作的另一個主題是廣義的近現代思想史。我記憶中〈錢穆與新儒家〉、中國近代思想的激烈化(以及相關的論戰)、近代中國「革命拜物教」的討論及反省、近代的國族主義史學、當代史學的文化史走向等大量文字都屬於這個方面。上述論文有些收入《人文與理性的中國》，我覺得編者所取的這個書名頗有深意。余先生認為百年來的激烈化與革命崇拜(尤其是共產革命)，對傳統破壞得太過厲害，他所希望突顯的正是「人文」與「理性」的中國，而不是經過不斷革命後的中國；還有在經歷革命狂熱的連番洗禮之後，應該怎樣給中國的思想文化傳統的特質一個簡潔而有概括性的定義。
我是在1993年2月離開美國重返中研院的。那時余先生深深投入民主救援中，經費、人事、演講、訪問佔去他不少時間，我也因為工作異常忙碌，故見面或談話的機會非常之少。而且依本書主編的規劃，我可以在1993年二月打住，不過我仍然覺得有必要添幾句話。
從1950年代到1990年代初，余先生的著作大體已經橫跨從「堯」到「毛」的範圍---除了不曾寫過唐朝，以及宋朝寫得較少之外。當余先生逐漸從海外民主運動抽身開來時，我們急切地想知道余先生下一步要寫什麼？我們並未猜到是宋代。《朱熹的歷史世界》這部千頁鉅著是因為受人之託要寫一篇序而引發出來的，以一位年近七十的史學家，還能寫出這樣一部大書，而且所處理的問題、所使用的方法，都與先前的研究歷程有所不同，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除了《朱熹的歷史世界》，余先生近年還有兩本一樣是因一篇序而引出的書：《重尋胡適歷程》及《未盡的才情》，一本是為胡適日記、一本是為顧頡剛日記所寫的序。寫序成了余先生最近的重要工作之一，最近出版的《會友集》即收錄這方面的文字。
據我所知，余先生總是徹夜讀書、趕稿，據說余家當年在哈佛有一次搬家向鄰居道別，鄰居問余太師母說：「請問你們是做什麼的？為什麼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有燈亮著？」
在普林斯頓那幾年，我注意到余先生的神態中透露出他似乎隨時都在思索，而且總是在繁重的稿債中。有一次農曆過年前，大家喜氣洋洋，但余先生仍然若有所思，我問道「寫文章很難吧」，余先生回答說「如果腹稿打好了，也就不難」，而且還補了一句「債多不愁」，然後從容含著煙斗而去。
人的記憶世界有一個無所不在的篩選框架，使得我們即使左思右想，也只能回憶起一點點特定的東西。以上這篇短文是我一時到手的若干鱗爪，留待將來有機會再加擴充。
王汎森
我第一次見到余英時先生，是在1970年代末或1980年代初。忘了是哪一年，《聯合報》副刊辦了一場有關紅樓夢的座談會，與會的宋淇(林以亮)先生說「余英時身上的每一錢都是腦」，原話大概如此。當時在觀眾席的我，倒從來沒有料到有一天會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成為余先生的研究生。
1987年夏天，余先生從耶魯大學轉到普林斯頓大學，任全大學講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我也在同一年8月從史語所到普大攻讀博士。很巧地，第一天到系裡，就在走廊遇到余先生。但很可惜，我因為功課太忙，在普大讀書的五年多(1987年8月到1993年2月)不曾留下任何日記，所以現在追憶這五年多的事情，竟然感到相當困難。
一
我在普林斯頓的前後那些年，是余先生發表政治評論較多的時候。前一段似與臺灣的發展較有關係，尤其是民主化、解嚴、價值及文化取向、兩岸動向等問題，余先生寫這方面的文章起源稍早，但這幾年因為有解嚴(1987.7.16)、蔣經國故逝(1988.1.13)、李登輝即位等事，動盪較多，所以觸發也較多。我在普林斯頓的後三年，因為1989年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此後余先生論政的文章更多關注中國大陸，他對中共武力鎮壓民主運動無比憤怒，對臺灣的處境也格外注意。
我記得就在蔣經國病逝後不久，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學生會請余先生去演講，當日講題我已經忘記，但與臺灣的政治走向有關。當時李登輝接任黨主席之事將定而未定，傳說宋美齡可能有意出山，聽眾中有人提出這一類現實問題，余先生的回答中有一句說：「我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當天演講的內容我已不記得，只有此語今猶在耳，因為它生動地描述了余先生雖然關注兩岸政治動向，但決不參與任何實際的活動。
在跟隨余先生讀書時，我也注意到發生在余先生身上一件對他後來影響深遠的事，即他與中國大陸中、青代學術界逐漸發展出緊密的聯繫。余先生對於1949年後留在中國大陸的老學者的業績當然早已非常之熟，有一次我在影印一本中文學報，余先生正好路過，望了一眼說那是1940年代的刊物，果然沒錯，他說看了印刷字體及版式就知道出版年代。我猜他年青時期一定長時間流連於圖書館遍覽各種書刊。但是，他與那一、兩代學術工作者大多只是紙面相晤，並無正式連絡。1978年余先生參加美國漢代研究訪問團訪問中國大陸，他與中國大陸許多中、壯一代的歷史、考古學者見面討論，事見《十字路口的中國史學》。中國大陸1980年代文化熱之後，知識界出現了一種變化，慢慢地可以看出至少有四群與學術文化有關的人：專家型學者、受文化熱鼓舞的學者、跨文化與學術的學者、文化人。葛兆光兄告訴我1986年《士與中國文化》在上海出版之後引起很大的震動，當時他有一位半通不通的朋友居然沒有看清楚封面，就很興奮地誇說他最近剛讀了一本精彩的《土(ㄊㄨˇ)與中國文化》。由於那些年我負笈在美讀書，所以上述觀察未必正確，但因幾年下來目睹形形色色造訪余先生的賓客，我認為1970-80年代前期余先生所接觸的中國大陸人士主要限於專家型學者這一群人，但是在文化熱之後，來往的圈子慢慢擴及上述四群人，寫信、邀請開會、拜訪的行程也愈來愈多。記得我剛到普大時，曾好奇地問余先生何以由哈佛搬到耶魯、又由耶魯搬到普林斯頓？他說哈佛地處大都會，來來往往的人太多，耶魯稍好，普林斯頓在鄉下，離紐約起碼一小時車程，要想找他就更不容易了。然而這一道天然樊籬很快就無法發生作用。
余先生與中國知識界來往的最高點是六四天安門事件。當北京的學生運動爆發之初，普大有一些自由主義傾向的學者開始聚會並舉辦一些活動，後來隨著局勢變化，余先生參與較多。1989年大概是5月間，美國紐約時報刊出支援中國大陸學生民主運動的全版廣告，上面的毛筆字即出自余先生的手筆，廣告所費不貲，除每人捐款一百美金(包括我在內)，不足之數似乎是余紀忠先生支付的。六四鎮壓之後，余先生設法成立基金營救流亡學者，支援、安頓、開會花去不少心力與時間。這中間的歷程將來或許會有專門的記述，我因為手上沒有任何紀錄可查，只能浮泛地寫這幾筆。
二
余英時先生1987年6月出版《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那一年夏天他轉到普大。到普大之後，他仍延續著對「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這個主題的關注。我記得他的書架上有份「商人精神」一書的英譯稿，余先生是隨時準備要將這份英文稿校改出版的，可惜一直未見動手，或許現在已經放棄這個想法了。不過，余先生後來陸續出版過不少論文，如〈士商互動與儒學轉向〉等，可以看出他對商人階層在近世思想、文化上的問題始終關心著。我記得1992年底博士學位答辯完之後，原想花一段時間大量閱讀葛斯德圖書館視為善本收藏的紙燒本明人文獻(從日本印來)，余先生即曾交代我多注意商人方面的材料，後來因為我改變計畫提前回台而未果。
在余先生的研究中，商人不再被視為附庸風雅或軼出正統，而是在文化及思想上，成為一群獨立的、具創造性的群體。余先生關注商人作為一個群體的文化品味及文化表現，以及他們在明－清－近代歷史中的位置，同時透過這方面的研究，構成了一個與16、17世紀西方歷史相比較的框架。
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余先生對現實的動向始終是關注的。我的感覺是1980年代以後中國大陸的文化、學問、政治的熱潮不期然地牽動余先生，人們渴切希望知道他對許多問題的看法，包括新儒家、共產革命、中國思想文化之特質、海洋文化與大陸文化等---人們想問一大堆既現實又本質性的問題，所以這些年余先生著作的另一個主題是廣義的近現代思想史。我記憶中〈錢穆與新儒家〉、中國近代思想的激烈化(以及相關的論戰)、近代中國「革命拜物教」的討論及反省、近代的國族主義史學、當代史學的文化史走向等大量文字都屬於這個方面。上述論文有些收入《人文與理性的中國》，我覺得編者所取的這個書名頗有深意。余先生認為百年來的激烈化與革命崇拜(尤其是共產革命)，對傳統破壞得太過厲害，他所希望突顯的正是「人文」與「理性」的中國，而不是經過不斷革命後的中國；還有在經歷革命狂熱的連番洗禮之後，應該怎樣給中國的思想文化傳統的特質一個簡潔而有概括性的定義。
我是在1993年2月離開美國重返中研院的。那時余先生深深投入民主救援中，經費、人事、演講、訪問佔去他不少時間，我也因為工作異常忙碌，故見面或談話的機會非常之少。而且依本書主編的規劃，我可以在1993年二月打住，不過我仍然覺得有必要添幾句話。
從1950年代到1990年代初，余先生的著作大體已經橫跨從「堯」到「毛」的範圍---除了不曾寫過唐朝，以及宋朝寫得較少之外。當余先生逐漸從海外民主運動抽身開來時，我們急切地想知道余先生下一步要寫什麼？我們並未猜到是宋代。《朱熹的歷史世界》這部千頁鉅著是因為受人之託要寫一篇序而引發出來的，以一位年近七十的史學家，還能寫出這樣一部大書，而且所處理的問題、所使用的方法，都與先前的研究歷程有所不同，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除了《朱熹的歷史世界》，余先生近年還有兩本一樣是因一篇序而引出的書：《重尋胡適歷程》及《未盡的才情》，一本是為胡適日記、一本是為顧頡剛日記所寫的序。寫序成了余先生最近的重要工作之一，最近出版的《會友集》即收錄這方面的文字。
據我所知，余先生總是徹夜讀書、趕稿，據說余家當年在哈佛有一次搬家向鄰居道別，鄰居問余太師母說：「請問你們是做什麼的？為什麼一天二十四小時都有燈亮著？」
在普林斯頓那幾年，我注意到余先生的神態中透露出他似乎隨時都在思索，而且總是在繁重的稿債中。有一次農曆過年前，大家喜氣洋洋，但余先生仍然若有所思，我問道「寫文章很難吧」，余先生回答說「如果腹稿打好了，也就不難」，而且還補了一句「債多不愁」，然後從容含著煙斗而去。
人的記憶世界有一個無所不在的篩選框架，使得我們即使左思右想，也只能回憶起一點點特定的東西。以上這篇短文是我一時到手的若干鱗爪，留待將來有機會再加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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