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研究院上週選出第28屆的新任院士,人文組方面共有四人當選,分別是邢義田、何大安、黃樹民和梁其姿。我自己有些意外的是孫康宜教授未能當選,不過大概和任何獎項一樣,能否雀屏中選都是很多因素綜合的結果,當選固然表示有一定成就,但當選與否並不直接代表什麼。
這次新任院士中有兩位歷史學界的老師,當然都是實至名歸。邢老師的著作很多,在漢簡、漢畫這些新穎材料方面都下了很多工夫。我對上古史並不熟悉,不過前一陣子特別注意到邢老師寫了一篇〈全球定位系統 (GPS)、3D衛星影像 (Google Earth) 與古代邊塞遺址研究──以額濟納河烽燧及古城遺址為例〉,引起了我很多興趣。像衛星影像這樣的新科技,必然會對上古史帶來相當的助益。邢老師是資深的學者,卻密切注意尖端發展。從這篇文章應該可以表示他與時俱進的研究。
梁老師的作品我自然比較熟悉,消息宣佈的這幾天,報紙上對她也有一些簡介。梁老師是台灣少數能直接用中文、英文和法文寫作文章,而非依靠外人翻譯的學者,所以在歐美學界都具有知名度。比如,2006年法國的年鑑期刊刊出一期中國史專題,梁老師就負責撰寫導言(不過這次的導言倒是由他人翻譯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她還擔任歐洲最老牌的漢學研究期刊《通報》(Toung Pao)的編輯委員,也可見她在歐洲學界的地位。要外國學者大量的讀中文論著畢竟不容易,但我碰過幾位外國博士生,倒是都讀過Angela Ki-che Leung的文章。
在我看來梁老師的另一個特點是,她寫了兩本專書:《施善和教化》及《中國麻風病史》(Leprosy in China)。學者出書當然不稀奇,不過因為制度等種種因素,台灣學者比較少寫專書,大多是出論文集。其實這兩者還是有些不同,從論文改寫成專書,需要耗費許多力氣;但對學術研究的意義也大有不同,專書中似乎可以提供更加完整而廣泛的視野或解釋。此外,我記得當時老師要從台灣回去香港,在整理研究室的書。我們整理到一本《施善與教化》,上頭貼滿了便利貼。我問老師說:這些貼起來的是什麼意思?她說:那些都是要改的部份阿。我有些驚訝,事實上那本書早就是明清社會史的經典著作之一,沒想到老師還是精益求精。
邢老師跟梁老師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他們治學都不限於一端。邢老師在研究秦漢帝國時,是與羅馬帝國相互參照的。一份報導提到,「他的研究,將國際史學界以羅馬帝國觀點審視秦漢帝國的傳統,逐漸扭轉到可從秦漢的觀點看羅馬帝國。」同樣地,梁老師在研究明清中國時,也總是有西方作為參照,以前她在台大講授的課程是近代的法國文化史,而她在法國就讀的高等社會科學院,當然是研究近代法國有無與倫比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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