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politan: 國家如何“逃離”——中國“民間”社會的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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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如何“逃離”——中國“民間”社會的悖論

程美寶

近十年來，學界圍繞著歷史人類學議論紛紜，其中一個熱門話題，是研究者到底能否放下“精英”的觀點，從“民間”視角理解“民間”；或者換一種說法，研究者是否過分强調中國文化的“統一性”，對地方傳統的“多元性”關注不足；還有一個類似表述：研究者如果沒有擺脫“國家”的羈絆，是否能够真正瞭解 “地方社會”。儘管我們已多次指出這類二元對立的概念于實證研究無甚裨益，但“民間”、“多元性”、“地方社會”等標簽，仍是不少研究者手中揮舞的符咒 ——却也是障眼罩——使他們漠視複雜的事實折射出種種二元概念的悖論。

當這些討論顯得有點膠著的時候，耶魯大學政治學、人類學教授斯科特的新著《不被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無政府主義者的歷史之一種》（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終于在2009年面世。近來，學者們在討論到上述問題時，常常會拋出一句：“你看了斯科特的書沒有？”于是，大家就表示已看或會看，甚而把他本人請來現身說法。就我所知，至少有兩場頗爲精彩的討論，一是2007年12月在中央民族大學的講座，二是2010年1月在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的演講和討論。我參與了後一次，讀了前一次的記錄，感到斯科特從東南亞“Zomia”提煉出來詞鋒犀利的觀點，與我們在華南研究中所面對的許多前提與獲得的經驗，如出一轍，值得吞吐細味。

斯科特及其同道所言的“Zomia”，大體是指由越南中部到印度東北部、橫跨東南亞五個國家（越南、柬埔寨、老撾、泰國、緬甸）及中國四省（雲南、貴州、廣西及四川一部分）約300公尺以上的山地。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這些高山地帶成爲許多人選擇逃離平原王國的去向。在“逃離”的過程中，他們采取刀耕火種、不用文字的生活方式，來抗拒平原王國的武力征伐、稅收和徵兵。這種狀態在19世紀後漸受威脅，特別是二次大戰後，民族國家變得無比强大，覬覦著邊緣地帶有助于發展資本主義的天然資源，國家政策讓平地的人向山地遷移，而所謂的文明過程就是山地被平地人逐漸包圍的過程。換句話說，“Zomia”這塊世界上最後一塊沒有真正被國家管理的地方，已逐漸“失守”。20世紀的叢林游擊活動，也許可視作這遠古的歷史過程的現代殘餘。

從政治學角度來看，斯科特著作的確是東南亞無政府主義者歷史的“一種”——我們不要忽略其副標題中那個“an”字的深意，正如他在香港大學演講的題目“Introducing‘Zomia’：Site of the Last Great Enclosure Movement of （relatively） State-less Peoples in Mountainous Southeast Asia”那個加上括號的“relatively”同樣充滿了潜藏的意味。同時，斯科特著作對人類學自確立以來便提出的議題——人類的文明歷程，是一個十分精彩的回應：“刀耕火種”和“不用文字”是一種政治選擇，而不是文明落後的表現。這種“自我蠻夷化”的狀態，實質上是山地人的“自决”策略。與文化相對主義解釋文明的不同相比，斯科特的見解顯然更重視當事人的主觀能動性。

作爲人類學家的斯科特還“讀”出了口頭傳統的弦外之音。在許多無文字社群的口頭傳說中，都會說他們以前曾經是有國王有文字的，只是後來文字丟失了，國王也不再在場。這樣的故事隱含著一種可能的事實——從長時段的向度出發，山地人的祖先可能曾經是離開谷地國家的人。換句話說，山上的人和谷地的人之間是不斷交換的，但這樣的來回游動幷沒有改變特定時空中的人群自我定位而導致的人群裂變。

斯科特政治學的敏感和人類學的睿智，鋪開了一幅頗具批判意味的人類文明史長卷。我們從中可看到西方人類學家和中國歷史學家對話的可能，看到了歷史人類學的實踐和體現。

不論在著作還是在演講中，斯科特都用了一個按等高綫製作的立體地圖來比喻東南亞的政治經濟地理，用紅墨水在這個立體地圖中的晃動來比喻平原王國的擴張，以說明其高地理論。這個立體地圖沒有放置小人偶，也缺少精密的時間刻度，因此也較難展示人們在不同時候選擇下山或上山的過程。但正如其本人所說，他提出的只是一個思辨的觀點，有著兩千年的跨度，證據體系還有待建立。斯科特面對的是一個長期以來無文字的世界，他通過閱讀歐洲人進入這個世界後所産生的西文文獻（歷史學），通過目睹和聆聽20世紀後這些尚存的山民的日常實踐和口傳故事（政治學和人類學），去想像這一世界的人類從19世紀上溯二千年的文明，即遷移和定居的歷史。在這個意義上，過去30年來在華南從事區域社會史研究的學者采取的研究路徑與斯科特是一致的，通過反讀識字者（往往也是征服者）生産的文獻，我們企圖理解識字者製造這些文獻的歷史，幷且從中讀出不用文字者的生存狀態和策略，從而把作爲能動者的人重新置放在這張立體地圖之中。

我們由以華南爲對象的一些研究成果知道，同斯科特描述的相類似，直到明清時期，南嶺山脉的崇山峻嶺就是“Zomia”。明代這個地區被指爲“山盜”的，許多就是在國家擴張的過程中逃離出來的人群。不過，除了選擇上山外，珠江三角洲乃至南海沿岸的水上世界，更讓這些人多了一個“下海”的選擇。從王朝國家的角度來看，這些“山寇海盜”無版籍，不納賦役，不服政化，有些世代都是“化外”之民，有些曾經是編戶齊民，後來爲逃離國家，也選擇上山下海。他們在山中從事農耕、開礦冶鑄，在水上打漁販運，面對王朝國家的征討，他們也許會武裝反叛，但他們在自身環境中本來也是良民，只是“贏則賈，縮則寇”。其社會身份往往被貼上民族辨識的標簽，上山的被叫做“猺”、“獞”、“獠”，等等，下海的則被稱爲“ ”。現代學者承襲了識字者和統治者的話語，繼續使用這些分類與標簽，去闡釋中國文明的進程。今天，我們之所以走進“少數民族”地區，學著聆聽他們的故事，解構用文字記錄的歷史，是因爲這些歷史的結構性記憶有助于我們瞭解那些先後入住平地、自稱爲“漢人”的“前國家”歷史。在這一點上，華南社會經濟史研究的議程跟斯科特沒有兩樣。

明清以來國家擴張的歷史中，有人逃離，自然也有人加入。明清王朝國家的擴張，表現爲“加入者”作爲編戶齊民的身份，在特定的生態與社會空間的資源控制中獲得優勢。明清時期的珠江三角洲，“加入者”所運用的策略與“逃離者”恰成對照。他們通過人工圍墾，在大海上生成沙田，不斷擴展自己所能控制的平地邊界；他們靈巧地運用國家話語（包括制度、禮儀和文辭），運用文字製造諸如族譜契約等文獻，爲自己對平地的控制提供合理的“歷史憑據”。“平地”上的國家控制幷非一相情願的過程，“平地”是一個通過納稅和禮儀改革形成的國家認同讓不同的地方勢力贏得優勢的競技場。在地方社會的層面上，國家的“加入者”也是國家的締造者，他們不是被動地接受國家的統治，而是能動地創造地方社會的國家秩序，在維護自己的權力與生活習慣方面獲得最大程度的自决。“民間”應對“國家”擴張的策略，就是以國家的代理人自居，甚至自信“吾即國家！”——鄉村儀式專家主持“民間”儀式時，演示的正是一套國家秩序。

華南研究的意義，在于“華南”不僅是空間，也代表了時間。如果說“Zomia”急劇的變化發生在19世紀以降歐洲民族國家興起的年代，那麽華南地區這塊立體地圖中紅墨水的激烈波動自明代就已開始，幷一直持續到近代；明代的國家理論不系于民族，而在于新的稅收制度和逐漸確立的鄉村禮儀重新定義的社會與政府的關係。把華南跟中國其他板塊作平面比較恐怕意義不大，也挑戰不了華南研究多年來形成的研究方法和思考方式。不同區域研究的比較，關鍵還在于“時間”，在于選取研究的區域能從“什麽時間”開始說出一段怎樣的歷史——不錯，這“歷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國家擴張的歷史，是有人逃離國家的歷史，但也是有人用自己的方式加入國家以達到另一種意義的“逃離”的歷史。“逃離”與“加入”，是國家擴張過程的一體兩面。近世以來，“加入”越來越多，“逃離”的空間越來越少，“逃離者”被隔離在地方社會的邊緣，如此建立起來的“民間社會”，只不過是王朝秩序下的“基層社會”而已。在王朝體系下的“民間”從來就是由“精英”來表達的，但所謂的“民間”也向來自視爲“精英”。在這個過程中，由不同的地方傳統與隨歷史演變的國家正統之間互動形成的大一統的“中國文化”既統一又多元，是一個不言而喻的事實。面對明清以後這段歷史，擺脫不了“國家”魅影的，是執著于二元對立概念去尋找“逃離國家”的“民間”的研究者，而不是“吾即國家”的“鄉民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