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Kuang-chi Hung (Ph.D. in History of Science, Harvard University)
在敝人長達兩年的當兵經驗中，一個重大的收穫便是自目前是臺大法律系助理教授的兄弟處習得「退一萬步」這個術語。在詳閱日前關於「自己論文自己審」的爭議後，我不禁想用這術語來個照樣造句：「我認為，即便是退一萬步來想，捏造帳號來審自己論文的手段就是卑鄙，以此卑鄙手段出版之論文來升等或領取國家獎勵就是詐欺，東窗事發後還一再推諉卸責就是沒LP。」然而，若我們退個一萬零一步來想，這事件還是提醒我們科學知識是個多麼脆弱與主觀的東西。憑什麼我們要相信兩三個科學家點頭通過的論文就是科學知識？如果我告訴你，依據科學史家Melinda Baldwin的研究，至二十世紀中葉以前，許多最具開創性的研究—如牛頓的《原理》、愛因斯坦於1905年出版的特殊相對論以及華生與克拉克於1953年出版的DNA論文—出版時都未經過同儕審查，你還會不會認為同儕審查是科學知識生產的關鍵一環（見http://time.com/81388/is-the-peer-review-process-for-scientific-papers-broken/）？
究竟我們為什麼要信賴科學家？
「我們為什麼要信賴科學家？」正是哈佛科學史系教授納歐米・歐瑞斯克斯（Naomi Oreskes）的TED演講所要回答的問題。正如許多以美國科學為主題的歷史學者與STS研究者一般（如Allan Brandt、Robert Richards、Robert Proctor等）， 納歐米的研究環繞在美國社會中眾多反科學的言論：如公立學校中不應教授演化論、人並非是從其他物種演化而來、疫苗不具療效、香菸不會致癌、全球暖化並未發生等。在歐美科學史界中，納歐米特別以其對科學共識之歷史研究聞名。例如，在一篇發表在Science上的題為「超越象牙塔：氣候變遷的科學共識」（Beyond the Ivory Tower: The Scientific Consensus on Climate Change）一文中，納歐米在分析自1993至2003年出版的九百多篇關於全球氣候變遷的論文後，指出有四分之三的論文認為因人類活動而引起的全球暖化是現在進行式—換言之， 所謂「全球暖化還有爭議」這樣的宣稱根本是站不住腳的。進而，在其2010年出版的《懷疑的商賈：為何一小撮的科學家遮掩了從抽煙到全球暖化的真相》（Merchants of Doubt: Merchants of Doubt: How a Handful of Scientists Obscured the Truth on Issues from Tobacco Smoke to Global Warming）一書中，納歐米與科學史家艾瑞克・康威（Erik M. Conway）則聚焦在其Science論文中未能處理到的、出版那些「全球未暖化」之論文的科學家。正如其書名顯示的，兩位作者認為，這些科學家不過是生產且叫賣著「懷疑」的學術販子—而購買這些「懷疑」的顧客，往往就是那些對環境與公共衛生之劣化該負起大部分責任的無良企業，以及面對這些公共議題時手足無措的政府。
科學家不喜將科學與信仰等量齊觀，納歐米如此開場，因為就他/她們而言，科學是站在信仰的對立面。納歐米緊接著以十七世紀法國數學家布萊茲・帕斯卡（Blaise Pascal, 1623-1662 ）的上帝觀為例，說明一類在科學家社群中頗為流行地對待信仰的態度：如果上帝不存在，而我決定要信祂的話，我並沒有什麼損失（了不起就是上教堂的那幾小時）—但如果上帝存在，而我卻不信祂的話，日後我會有大麻煩—所以，我們還是信上帝為妙。
但對多數大眾而言，納歐米指出，對科學的相信與對宗教的虔信並沒有什麼差別—姑且不論大眾並未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識與實驗設備以檢證科學宣稱的真實性，即便不同領域的科學家也無法相互檢驗彼此的宣稱是否為真。那麼，納歐米問道，我們到底要不要相信科學家？她的答案是要—但非基於教科書給我們的理由。
教科書教導我們，納歐米接著說，我們要信賴科學家，因為他/她們依下列的步驟追求知識：理論→假設→實驗→贊成或拒絕假設→再實驗→假設→理論。此「演繹法」的確可以解釋若干科學史上最重大的科學發現，納歐米告訴我們，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便是最好的例子。
但演繹法是否能解釋科學史上除了相對論以外的重大發現呢？納歐米的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她舉了地動說的例子。事實上，納歐米指出，當哥白尼於十六世紀中葉提出地動說時，許多當時最聰明與最有能力的科學家的確試著以演繹法檢證哥白尼的理論是不是對的—只是，一則受限於當時的天文設備，一則牽涉到任何一個假設常牽連到很多實驗者或觀察者不一定意識到的預設，地動說就是無法以觀察證實，且無法對天體的運行做出準確的預測。但演繹法是否真的為科學進展的主導邏輯呢？ 對此，納歐米以達爾文的天擇說為例，認為答案是否定的。當達爾文於1831年至1836年間乘著小獵犬號去旅行時，他並沒有任何關於物種演化的理論，當然更沒有任何根據理論而衍生的假設（儘管當時的達爾文的確熟知如拉馬克或其祖父伊拉斯穆斯・達爾文之用進廢退式的演化論）。他之所以會跳上小獵犬號去環遊世界，並非是他期待以翔實的自然觀察來檢證假設—1830年代的達爾文不過是個愛好自然、熱愛採集、認為他會在鄉間傳教到終老、而想趁年輕多看看世界的劍橋大學學生。1835年，當他抵達加拉貝戈群島時，儘管達爾文的確察覺到在不同小島上的雲雀與陸龜有相當程度的變異，他完全沒有意識到這些變異事實上是物種演化的證據—這具體表現在他將採集到的標本全丟到一個袋子裡，且未詳細註記個別標本的採集地點。因此，讓達爾文聞名於世的天擇說（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其實是在他在結束小獵犬號之旅後，在數十年的光陰中，努力收集數據，一步一步地歸納出來的（物種源始出版於1859年11月）。在以一些科學史中最著名的例子說明演繹法絕對不是科學家服膺的唯一方法論後，納歐米引用科學哲學家保羅・費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的名言：「在科學中唯一不會阻礙其進展的是：什麼都行（The only principle in science that doesn't inhibit progress is: anything goes）」。但納歐米也提醒聽眾，要注意到費耶阿本德做出此宣稱的脈絡—費耶阿本德真正說的 是：「如果你真要我說什麼是科學方法的話，我得必須說：『什麼都行。』（"If you press me to say what is the method of science, I would have to say: anything goes."）」至於什麼是「什麼都行」的科學方法論？納歐米認為是一種極端強調創造力、不拘泥既有方法論的方法論。
既然演繹法並非是主導科學發現與進步的邏輯，且「什麼都行」 極可能是科學界中主導的方法論，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相信科學家？什麼又是科學知識？對此，納歐米的回答是：屬於同一專業的科學家會嚴格檢視彼此的研究成果是否為真，且他/她們仰賴證據來做出判斷。援引科學社會學者羅伯特・莫頓（Robert Merton）的看法，納歐米稱此為科學家社群中「組織化的懷疑主義」（organized skepticism）。由於科學哲學家湯瑪斯・孔恩（Thomas Kuhn）的《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書的流行，納歐米接著說，大眾動輒以典範變遷（paradigm shift）來形容大大小小的科學發現。但實際上，納歐米指出，科學家對待任何科學發現的態度是非常保守的—縱觀科學史，被科學家認定為具典範變遷意義的科學發現是屈指可數。納歐米緊接著為科學知識做出下列的定義：科學知識是科學家間的共識，而此共識是基於科學家翔實地、系統地檢驗可得的證據後，做出的判斷。納歐米告訴我們，任何一個科學發現，都是有個科學家組成的陪審團認定過的。科學知識的確是科學家說了算的知識，納歐米指出，但在科學家的社群中，絕對沒有誰說了算的科學知識—科學知識是科學家間的共識，是依群體智慧做出的判斷。
納歐米是這樣總結她的TED演講的：做為非科學家的我們，應如科學家般地仰賴證據來檢證任何一個宣稱是否為科學知識—而這意味著科學家得是個好溝通者，而我們得是個好聽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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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他/她站的知識論立場是什麼，科學史研究者還是會認為科學是如宗教般獨特的知識形式—如果不是這樣，科學史研究者都要失業了。研究科學知識如何可能，是科學史研究者的專業—而當孔恩發表《結構》一書後，少有科學史研究者會認為科學知識有其內建的進步邏輯，科學知識得放在科學家社群的活動中才能充分理解。
什麼是科學家社群？其實，社群可能是個過於中性的字眼—在很多的例子中，科學家結成的群體只能以幫派來形容。噢，對了，在這我想提個在十九世紀末期英國最惡名昭彰的學術幫派—十人幫。這群幫派份子對異己絕不留情，他們發行同人誌來交換意見與凝聚共識，而其種種反社會的行為與言論一步步地侵蝕當時英國社會的基礎。只是，與目前台灣檯面上的學閥相較，這群幫派份子在面對當時英國萌現的科學家社群還如同雞蛋地脆弱、而既有的aristocracy因科學的挑戰而變得如混凝土牆般地堅硬的時候，他們選擇站在雞蛋那一邊。
這群幫派份子叫自己是X Club。他們尊達爾文是幫主。他們發行的同人誌持續到今天，impact factor是38.597，名字是Nature。
＊納歐米的演講可在此看到：http://www.youtube.com/watch?v=RxyQNEVOElU
Photo: 我們為什麼要信賴科學家？Naomi Oreskes的TED演講